歷史之所以需要被好好寫下來,是因為 極權 往往靠遺忘與扭曲鞏固權力,而我們唯一的防線就是 記憶 、紀錄與維護對人的尊重。
作者史奈德所說的血色大地就是今天的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國家,以及部分俄羅斯西部。這片土地在二十世紀初期是世界上最危險、死亡最密集發生的地帶之一,因為它正好夾在史達林的蘇聯與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這兩大極權強權的擴張路線上。
兩大強權的可怕特質
從史奈德對納粹與蘇聯的分析來看,這兩大極權的共同特徵包括:
- 集權徹底,權力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
- 以國家或意識形態之名,將人當作可犧牲的資源。
- 操控與壟斷真相,壓制記憶與歷史的多樣性。
- 對內透過恐懼、審查來治理社會。
- 為了未來願景,容許或掩蓋現在發生的極端暴力或非人道手段。
《血色大地》當死亡數字重新成為人
很難想像,猶太大屠殺的歷史在冷戰時期竟曾如此冷門。二戰剛結束沒多久,這場震驚世界的屠殺事件,竟能在德國、蘇聯與整個血色大地上的多個國家被刻意忽略。與其說是遺忘,不如說是有意為之——各國領袖為了政治需要,刻意灌水本國的死亡人數,好讓自國的犧牲看起來比猶太人更多,或者至少要能相提並論。
在殘酷的現實裡,苦難有了比較的價值。當政權需要透過統計與宣傳換取國內的支持或國際談判的籌碼,誰比較慘就不只是數字,而是攸關權力的武器。
《血色大地》的作者提摩希・史奈德為什麼要花費龐大的心力與時間,去收集那些永遠無法絕對精準的死亡數字?從書的作者序與結語裡,我們看見他的答案:他想讓這些被算進報表的人,重新變回一個個有血有肉、有名字、有家人的人。那些在東歐廣袤平原上失落的故事,透過他的筆,找回了名字與呼吸。
例如,他在書中寫下對好友的悼念:波蘭文化部長托馬斯・梅塔及其親人們的苦難。托馬斯在飛機失事中喪命,他的家族曾在血色大地上付出慘痛代價。這些故事並非只是私人之痛,而是提醒讀者:在那片土地上,被滅絕的不只是生命,更是無數未及留下姓名的未來。
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是,比奧斯維辛等惡名昭彰的集中營更廣泛的屠殺,竟發生在這塊史奈德稱為血色大地的區域。這片土地,夾在史達林與希特勒兩大極權之間,在兩股吞噬人命的狂潮下染紅。
史奈德回應了那句常見的疑問:「苦難能比較嗎?」他拒絕用簡單的數字排名來排列人類悲劇的輕重,而是讓龐雜的資料自己說話。他相信,歷史是為了追尋真相、理解與責任,而不是為了畫一張充滿犧牲與指責的宣傳畫。
這部作品不只是冷冰冰的年代編年史,它把關於二十世紀的某種真相敲碎後,一片片鋪展在讀者眼前:那些夾在帝國縫隙裡的人們,既是歷史的犧牲品,也是人性複雜面的見證者。
史奈德在書中並不滿足於只揭露強人與政權的謀略,他同時合理地運用歷史想像,透過可查的行動與證詞去推敲那些被捲入其中的人在想什麼:希特勒、史達林,還有手無寸鐵的百姓、那些為了多活幾天而選擇背叛的告密者。這些人不只是統計表上的符號,而是我們不得不直視的人性陰影。
幾件事值得我們深思:我們根據什麼來劃分敵我?是語言?是居住的地域?是信仰、思想、國籍、國界?在書的最後,史奈德寫下這樣的提問:
「烏克蘭科維爾市那間猶太大教堂牆上,留給母親遺言的猶太女孩,究竟應該算是波蘭、蘇聯、以色列,抑或是烏克蘭史的一部分?」
當政權與疆界可以瞬間改寫,一個人的名字與身份是否也能如此被抹去、被挪用?我們是否真能用幾條邊界線,把「我」與「他者」分得清清楚楚?
《血色大地》珍貴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只是一部血淚史,而是一部提醒我們何謂人之所以為人的書。史奈德跨越國界與黨派的寫作,想指出一個簡單卻最難實踐的普世價值:苦難不能被比較,也不該被利用。我們只能盡力讓死者回到人群中,讓他們的故事被看見。
從這本書中,我們或許找不到永遠正確的統計數字,但可以找到一種必要的清醒:記憶不該是權力的附庸,而是人心最後的抵抗。
願我們都能帶著這份記憶,去善待身邊的鄰舍。
勘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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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頁:重複「瓜分」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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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頁:重複「另一方面,誤解的可能性卻非常高」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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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500頁:脫落「年」字(「一九四五『』六月二十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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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頁:誤植,應為「後」字(「戰爭結束『於』回到了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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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頁:誤植,應為「位」字(「德國『為』於波羅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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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頁:誤植,應刪去「遭」字(「不但在東歐『遭』剝奪了猶太人的特殊地位…」)
原書評初次刊登於 博客來 網路書店,今修改後刊登於自己的網站。
上次修改於 2025-07-15